北海建置史：“北海”的成名定位及历史文化内涵

  北海因其“成名”较晚，因此，在许多地方志资料中，把 “北海”成名定位在康熙元年（1662年），即清政府设“北海镇 标”作为“北海”地名的断代上限。此说转述频繁、引证广泛, 因成定例。一些大型的史志及辞书也相沿此说。如“中国地区 百科全书”丛书之一的《广西百科全书》对“北海”的注释是: “清康熙元年（1662年）首置北海镇。”

  北海第一部史志《北海市 志》中记：“清康熙元年（1662年）设‘北海镇标’，是北海地名 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 “当代广西丛书”之一的《当代广西北海市》也称：“北海的得名始于清康熙初年设‘北海镇标’”。基于此，《北海市志》的“大事记”中的记述年代上限为1876年， 即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中，北海被指定为通商口岸时开始。 因此，多年以来，北海历史上限的研究考证也就成了一个“空档”，北海成了一个没有“古代”的城市。

  其实，这是一个考证的失误。因为这个失误，北海的古代 史考证被阻断了，北海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内涵因此受到了影响。

  首先，“北海镇标”不是设在北海的一个行政单位或区域 地名，而是一个军事建制单位。“镇标”在《辞海》中的释义是： “清代称各省总兵所直辖的绿营兵为镇标”。《中国历代职官辞典》 的注解是：“清代总兵所辖之兵称镇标。”在清代，“镇”、“标”是不同含义的。“镇”为军队编制单位，一镇为一万二千 余人，以总兵为统辖，故总兵又称镇台。“标”是清代兵制， 由总兵、提督、巡抚、总督亲自统领的绿营兵均称为标（即标兵）。

  清末编制新式陆军时，以标为编制单位，相当于一个团，军事长官是标统，下设有营。由此可见，“北海镇标”并不是 “北海地名”，而是一个军事单位。而且这个“北海镇标”并不 是设在今北海市区，而是设在廉州府城内，即今合浦县城廉州 镇内的体育场至中山公园一带，全称是“北海镇标及城守营” （《清史稿》卷一三五）。同年八月，朝廷添设廉州总兵官，总兵 府设于廉州府城，总兵官为李永盛（《清实录•圣祖》）。

  由此可 知，“北海镇标”不是行政单位或区域地名，而是设在廉州府 城的军事建制单位。“北海”地名并不是得名于“北海镇标”。 “北海”地名最早见于宋代。

  北海地名见于何时何书？就现在能考证到的史籍著述中的 记载，“北海”地名最早见于宋代，载于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一书中的第七卷“香门”篇。据该书记述：“橄榄香出广州 及北海……独有清烈出尘之意，品格在黄连枫香之上……钦 （州）香味尤浅薄。”周去非曾在钦州为官多年，后任桂林判。

  他在钦州期间深入民间探访风俗民情，参考范成大的《桂海虞衡 志》写成了《岭外代答》。史称该书“记述广右风土物产，并及制 度、经济、外贸诸域”，“若书中动植物之属，盖作者曾踏其地， 故尤详其实”。周去非自己也说，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 “乃亲故相劳苦间以绝域事”。可见书中所记大多是亲历亲闻。 书中选入的294条目中，有四十多条是记述合浦、北海风土物 产的。

  钦州宋代属廉州府辖，周去非在钦州为官，也是廉州府 治下的属吏，对合浦、北海是熟悉的，何况他又是“曾踏其 地”、“亲故相劳苦间的绝域事”，书提及橄榄香出北海中的“北 海”地名，即今天的北海，是准确可靠的。

  但是，北海地名见于宋，并不等同于北海古属区域的行政 功能限于宋以后。宋以前的一些行政区域设置，也有以北海境 内的地域特征而设名的。“海门”就是其中之一。

  “海门”设置于唐。具体年限至今尚未史料可考。但从高 骈“海门屯兵”事件来看，时在咸通五年（864年）。而在此之 前，经略使王宽、蔡袭已率八州道兵共三万人屯海门，抵御南诏兵的侵扰了。在关于海门设置的史籍记述中，皆以“因冠头 岭至廉州的海面似海门而称之”。

  可见，唐时设置“海门”，是 包含有北海地理环境因素在内的。由此可见，起码在唐代，北海的地理环境就被记载于史籍中，并作为地名或政区设置的条 件之一。

  事实如此，在今北海市区范围内历史上设置的行政区域可 往上追溯到南北朝。据《壮族通史》考证，479年，南朝刘宋政权 被萧齐政权取代后，划出合浦郡地另设十一个郡，其中之一就 是盐田郡。盐田郡的辖地就在今北海市区范围内。盐田郡自萧 齐设置，一直延续到萧梁政权被隋王朝（559年）取代，期间共 80年，历十三个皇帝。

  《壮族通史》编写成书的时间是1994年, 当时北海市仅辖海城区、郊区（营盘、南康、福成三镇1995年 才划归北海），因此，盐田郡的设置范围在北海市区内是有史可 考的。在《南齐书•州郡志》的记载中，盐田郡仅领杜周一县，在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记中，盐田郡处于北海市区范围内，与 《壮族通史》的地望考证基本一致。

  唐代曾一度以北海至防城沿海一线地区设陆州。但陆州并 不与廉州、钦州等汉合浦郡地列入容、邕经略使管州，而列入 属安南经略使管州。因此对陆州地望考证记述有漏缺。据《旧唐 书•地理志》中记载：“陆州东至廉州，南至大海，北至思州”。 这是符合北海市区地理位置的。而唐代在今北海市区内所设的 东罗、珠池两县，则是有史可证的。《旧唐书•地理四》中记述: “贞观六年（632年）置珠池。” “八年（634年）改越州为廉州，十 年（636年）以封山，东罗，蔡龙三县属。”

  “十二年（638年）废 安昌、珠池两县人合浦。”这里是说，珠池县于632年设置，当 时不属廉州府或合浦县辖治，638年珠池县才并归合浦。东罗 县则是在636年才归廉州府辖。虽然东罗县是哪一年设置的， 史籍中没有具体记述，但起码在638年以前，珠池县和东罗县 是独立于廉州府或合浦县而存在的。这个县的区域在什么地方呢？据《壮族通史》考证，也都是在北海市区境内。

  通过上述史籍查证，自南北朝萧齐（479年）设盐田郡起， 至五代、北宋（1127年），海门镇存续的628年间，今北海市境 内先后设置过盐田郡、海门镇（是部分）、陆州、珠池县、东罗县等政区，其中珠池、东罗两县地望是明确的。既设有县，就有县治，也就是成为一县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中心，也 就是古代所称的“城”所在地。虽然我们至今无法确定东罗、 珠池两县的县衙具体地点，但通过北海市大量的考古物证去查寻，仍然可以找出相关的蛛丝马迹。在现有的关于北海历史的 考古成果中，冠头岭下曾出土有汉代铜钱，在北海市区内出土 有汉代遗址。

  在高德出土有唐铜镜和瓷瓶，这些都能印证北海 历史上的政区设置及社会活动。也是南澫和冠头岭历史的见证。 综上所述，自南北朝至宋，北海境内的政区设置及社会活动均 没有中断过。相反，随着史料考证的不断深入，田野考古物证 的挖掘发现都在不断地充实这一历史时期内北海境内的史实考 证资料。因此，当前关于北海历史记述的“断档”现象，是必 须予以勘误补正的。

历史人文资源的挖掘和利用

  通过以上的北海史料考证，可以使人们对北海的历史发展 线索有了一个初步明朗概念的同时，也使人们对北海的历史内 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这有利于扩展北海城市发展的历史定 位，使之产生更广泛的时代凝聚效应，同时在研究北海城市发 展中发挥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首先是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应用。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根源 于这个城市的历史定位。以当前热门的“北海老城”的历史定 位为例，如果按有某些推论，以咸丰五年珠城巡检司迁入今北 海珠海路作为“北海老城”的开城年限，那么，不但在历史年 代定位上只有150年，而且把北海城市发展史如上所述的许多 历史线索和历史事件都割断了；在此之前的海丝路文化、疍家 文化、客家文化、汉文化、百越文化、佛教文化在北海也就失 去了历史基础。

  因为，早在明朝，北海就设古里寨，这是廉州府海防八寨之一。在道光八年（1828年）又设靖海团，这些北海 历史上的机构设置不论在职能上、职别上都比巡检司高。而且 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北海己开辟了至澳门的定期帆船运 输线，咸丰六年（1851年）又由葡萄牙人开通了澳门至北海的船 航线。由此可知，当时北海港作为商埤已具备了国际商业航线 的条件，也具备了相当的城市载体功能。这-•历史线索相当重要，表明当时北海的对外开放文化的自主性。而早在同治二年 （1863年）清政府就开放了宜昌、北海等四个口岸给英国船只装 卸货物（《清史稿》卷一二五），如果把1876年北海新关开办作为 北海开埠的开始，不但是年代的错误，更是本质上的区别。前者的文化特征是北海主动走向世界，后者是殖民主义的侵入。

  我们在论述北海城市在海丝路研讨中的地位时，总是感到 底气不足，只好在北海后面挂一个括号（合浦），主要原因是对 北海历史定位的误识。南北朝时期是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的发端 期，这时北海境内设盐田郡，到了唐代，又是佛教文化的鼎盛期，北海境内设东罗、珠池两县。历史考古资料已经证实，海 丝路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之一。北海应当受其影响， 高德出土了唐代的铜镜和瓷瓶，就是唐代北海社会活动的考古 物证。

  同样，冠头岭下发现汉代铜钱，也是汉有驻民的物证。 但是，我们在北海城市发展历史考古中，却把“老街城区”当 作“北海老城”来论证，无异于以偏概全，当然只能局限于 “老街城区”的历史线索了。如此一来，以上提及的郡治、县治 所在地也就无从查证了。北海的历史文化也就只能在“老街城 区”的建成年代范围内查找。这种误识不纠正，对挖掘利用北 海的历史文化来说，是一种自我束缚。

  笔者认为，北海历史文 化的内涵和外延应当从南北朝设盐田郡开始，而不是以1855年 珠场巡检司迁入或1876年北海设领事馆为上限断代。这样，我 们在探讨北海历史文化时，就不会因为历史定位的断代而“犹 抱琵琶半遮面”。已被史料考证确认的政区，悠长的建制历史， 将会为北海提供丰厚多彩的历史文化元素。

  其次是挖掘人文资源及开发利用的应用。提起北海的历史 人文资源，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明朝汤显祖游涠洲寄郭廉州的 诗。认为汤显祖是到过北海的最有影响的历史知名人士。其实， 早在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徒智弘、无行就通过海丝路进入北 海、合浦。

  此外，唐高骈海门屯兵，向上追溯的汉马援率水师 攻交趾“随山勘道千里”等重大历史事件，大都是在北海古代 政区内发生的。宋代北海出口橄榄香而名等，都是值得挖掘、 考证和开发利用的。由于对涉及北海历史上限年代考证的误识 制约，北海的历史人文资源处于待挖掘的状态。即使有所论及， 也是老街城区内屈指可数的几个近代人物，如传教士、传教姑 娘等。人文资源是历史文化中最活跃的元素，北海应该跳出 1876年上限断代的框框，根据已考证的史料，在更深远的历史 背景中，找准人文资源的历史定位。通过历史人物的社会活动 去扩展北海历史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

  就当前已考证的史料而言，北海的历史人文资源起码包括: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的活动；唐高骈屯兵；宋代冠头岭一带的历史人物活动（宋陶弼、周去非）；明代抗倭防盗（古里寨）； 清顺治至康熙年间“禁海”，及郑成功部的活动。如清嘉庆时， 朝廷就命廉州府与越南合兵在冠头岭围剿越南巨盗（海盗）等， 因此而产生的历史人文现象必然是丰富多彩的。这些历史人文 现象也就是北海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层次的精彩情节，也是北海宝贵的旅游景观资源之一。

  再次是在北海旅游业，特别是在挖掘、开发北海历史旅游 景观中的应用价值。北海现存的历史景观基本上都是孤立的， 如冠头岭上的汉代遗址、古炮台、越南王墓、黄龙古洞等，都 是存名缺史，这与不善于发挥史料的串联作用有关。特别是上 限断代史料的缺漏，使得这些本来自身包含有丰富内涵的历史 景观孤单而缺乏活力。但是，如果把已考证的史料线索串联起 来，就能给北海的历史景观注入生命力。如把冠头岭的汉代遗 址与马援或汉代北海的历史人物结合起来，设遗址亭和碑廊；再把冠头岭上越南王墓与海上丝路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设海 丝船队泊舟亭；把古炮台与张之洞、曾国荃串联起来，设雕塑园；把黄龙古洞与“古廉阳八景”联系起来，就会增添文人骚客的风雅韵事。

  同时，通过对北海史料的挖掘考证，必定会有 更多的历史景观资源被挖掘、发现、保护和利用。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的北海史料考证仍然只局限“北海开埠”（1876年）以 后，致使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都被忽略漏缺。因此，北海的旅游景观给人的印象是单色调的现代自然景观。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已考证的北海史料中，可列入历史 旅游景观开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的遗址、遗迹就有三 十多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标志性的，如北海（指今北海市 区范围）最早的货币（汉），北海最早的居民（越人），北海最早的 “城”（南北朝），北海最早的出口物产（橄榄香），最早的军营 （炮台），还有北海第一条固定的国际海运商业航线。第一次 “卖猪仔”，第一次外国商船进港，第一个邮政营业所，第一家书院，第一个领事馆，第一次电灯照明，第一次教案，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警察局，第一个审判庭等诸多历史上的第一， 这些都是极具开发价值的历史景观资源（如建北海“历史第一” 博物馆）。如，英国海军对北海进行测量，绘制北海港海图后， 公开在伦敦展示。

  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北海设“法国信馆”之后 又改为“安南北海邮局”。清政府曾将香港九龙巡检司移至北海 涠洲设涠洲巡检司。法国殖民主义者用炮舰开路，“坚请合办 北海至南宁铁路”等近代史上北海蒙受的种屈辱，不是一、 两个传教士的行为、一两家教会学校所能掩盖的。通过历史旅 游景观的开发建设，将这些考证史料的文字记述，转化成警醒后人，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景点、题材，这就是其价值所在，也是必需的。

  由于种种原因，北海史料考证及其应用价值的研究起步较 晚，特别是在历史年代上限的史料考证工作中，存在着以偏概 全、以点带面的现象。有论者干脆以“移民城市说”来代替北海的历史进程，这都是一种误识。

  随着北海开放改革的不断深 入发展，北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壮大，就更需要对北海的历史有 更准确、深入的探讨、考证。当前北海史料考证中的“断代” 现象，再不能让其听之任之继续下去了。特别是在北海申报历 史文化名城的今天，应当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以科学的态度， 严谨的治史精神，去为北海的“根”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