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南澫：途经南澫域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北海历史 发表于 2024-7-27 16:31:28

记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史籍是《汉书•地理志》。按照中国古代航海必须“沿岸行驶”的规律，《汉书•地理志》有载的“徐闻、合浦船行五月”，即从徐闻到合浦的远航船队，和同书载明的“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即从合浦到徐闻的远航船队都绕经冠头岭和驶过南澫海域。

这条始发“徐闻、合浦”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但沿东线航向印度古代国际市场，并由西方商人续航西线返回古罗马，全程达28000多公里之遥，而且，此路名震千古，源远流长，其探索早于西周，民路成于战国，商路繁于秦朝，官路通于西汉，最早始发合浦，唐代东移广州，宋元北迁泉州、明代盛极而衰。

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应早干西周

关于这条名震千古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何时探索和开通的问题，历史学家们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亦各有各的依据。然而，“根据民族学的研定，百越文化是以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为其特征的新石器文化” , “根据有段石锛的制造时间和发展阶段看，太平洋海岛地区和东南亚民族的族源，就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越族” ，“在新石器晚期开始，便有百越诸族，陆续向南方迁移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汤加群岛，再散布到太平洋诸岛。为此，越人在无文字记载之前，在大迁移的过程中，早就开辟了我国东南沿海至东南亚各地的远洋航线”，而“早在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一四千年前），越人就在合浦境内依山傍海，从事渔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1957年和 1978年在合浦环城乡一带，出土了石锛、石铲、砾石和石戈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与此相邻的湛江沿海地区出土了新石器晚期的独木舟。

从这些出土的石器可以证实，最晚在石器时代，史称 ‘百越’族系之一的西瓯越人，已生活在合浦沿海地区” ，以上情况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合浦、北海、湛江沿海的百越族系之一的西瓯越人，是与东南亚民族同族同源的越人，他们的先人或同辈甚至后人有参与了这场无文字记载之前的 “越人大迁移”壮举的可能，开始进行航行南海的探索活动。

有文字记载后，见于《竹书纪年》一书就有关于夏朝第九代王帝芒曾“东狩于海，获大鱼”的记载，是我国见于史籍最早的海洋活动。随后的《论衡》（王充）提到的“早到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中国与日本、越南已有海上交通”；《拾遗记》（王嘉）记载的：“周成王时，已有旃涂国、祗因国、燃丘国来献方物”；《说苑•正谏篇》记载的齐景公（前547—前490） “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史记》和佐传》均记载的“公元前485年吴国与齐国之海战……将吴国水师击退”的大量史实，说明中国在西周至春秋期间，海上航行已相当发达，可以一走六个月，成为一种享受的项目了。然而当时的北部湾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直到西汉时期，指南针技术尚未应用于航海事业，风帆也未出现，航海主要也必须利用海流，因此，早于西汉近千年的西周时期当然也只能利用海流航海。

唐人刘恂的《岭表录异》在记述琼州海峡时指出：“舟子曰，此鳅（鲨）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并阐明“交趾回人，多舍舟，取雷州缘（沿）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鳅之难也”的史实。对此，中山大学著名地理学家司徒尚纪教授著文明示：“琼州海峡东入口，更是航海危险区，古人视为畏途，航行尽量避开。” 接着更明确地指出：“既然唐代从交趾航海入粤都要舍舟登陆，则汉代更是如此。” 那么，能不能不走琼州海峡和北部湾而直接从海南岛东岸南下呢？也不行。因为“若经海南岛东南部南下，须经七洲洋，即西沙群岛，也是航海危险区，自昔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即越南南方昆仑岛海域）”，这就表明一个冷峻的史实：唐代以前，从山东半岛及黄海、东海沿岸而下的正常海船（包括广州船）到达海康（古徐闻）再不能穿越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也不能从海南岛东岸过七洲洋驶向东南亚。既如此，则《论衡》提到的“中国与越南已有海上交通”就只有一解：从北部湾出发。

西周时，史料有载的生活于北部湾只有在合浦沿海港区生活了数千年又有越人大迁徙祖先航海经验的西瓯越人的后代——合浦扬越人。故此，结论应是：合浦扬越人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时期，已经可以从合浦的北部湾沿岸航海到今越南区域去。这就是“探索早于西周”的实际内容。

二、民路成于战国，商路繁于秦朝

既然是合浦扬越人早于西周时期就进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那么这条远洋航线又是何时开通的呢？《庄子》和《吕氏春秋》均有记载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史实：“越之流人，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其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其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于中国者喜矣”，文中说的“及其期年”即越人从北部湾出发，“在海上漂流达一年之久，参照《汉书》的行程，当可到达身毒国（印度）”。而尼赫鲁在其著作《印度的发现）〉中亦明载：“中国丝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开始运入印度”也与上述史料吻合。加之前面说过的“琼州海峡”和“七洲洋”之险恶，以及“似人者”应是印度黑人， “尝见于国中者”是中国丝绸等物，即可证实，是合浦港区一带的“越之流人”和越人中的“流于海者”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已能在海上连续航行一年之久而到达了印度，成为中国至印度航线的民间最早拓通者。这就是“民路成于战国”的依据。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书籍《魏略》和印度书籍《政论》相类似的载文可作反证。

邓炳权老师也明确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不晚于公元前三世纪，其东端源于中国” ，陈立新老师也提出：“在公元前四世纪出现中西方海上交通，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的论点。刘迎胜先生也直占“西汉时代这条从华南至印度洋的航路在先秦时代就应已经存在，只不过汉代才见于文献记载” ……

中山大学的邓家倍教授一言九鼎指出，“合浦，中国海上 ‘丝路’的最早起点”，并以此为题写下一篇令人振奋的论文。文中明确指出：“清同治年间，乡人曾在廉州九头岭下发现战国时造船厂遗址。挖掘出造船木材，坚硬如铁，其中一方形大木，长达20丈，可以想象当时船厂规模之大” 。反证了合浦的“越之流人”在此造海船到印度去的可信程度。

前面说过：“合浦最早的居民中有一种‘客民’，他们过着中原商贾一样‘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富裕生活，靠的是 ‘以斗量珠’贸易” 并“以珠玑为打入中原市场的‘拳头产品’了 ”“这说明是“中原珠贩”率先为与越人交换举世闻名的合浦珍珠而让中原的换珠丝绸南运到合浦再转运到印度去的。等到大量的“中原移民”到了合浦与当地越人联手发展了南珠购销业后，这批人数众多的祖籍中原的合浦富裕“客民” 们，就替代了“中原珠贩”而直接运珍珠到中原换取丝绸，再直运回合浦转运印度诸国去。“客民”们看到桑蚕获利大，又从先期的以珠换丝发展到把种桑养蚕的技术引回来而直接在合浦生产丝绸产品了。这就是“先有珠，引来丝，再通路”的内在联系。合浦也正因为这“珠”、“丝”、“路”的功力而成为 “海疆第一繁庶之地” ，而此“繁庶”应在秦朝“大批移民 ‘沿秦军水道南迁’” 到合浦后。广东省博物馆已故的著名专家李克勤先生指出：“从公元前3世纪起，直到15世纪中叶为止，中华民族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明确提出：“一般而言，正式的官方往来常常居于民间往来之后，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早在西汉武帝以前，中国与印度洋之间即己有了民间商旅往来” 。湛江港的陈立新老师也举证说明了“早在汉武帝平南越之前，岭南己有官营或民间经营的海外贸易” 。证明“海上丝绸之路”繁忙的商务活动不晚于秦代。同时，秦始皇于公元前222年凿通了灵渠又开通了桂门关后，向合浦等地“以谪徙民五十万戌之” ，而“此五十万谪徙人民，当为秦灭六国后之中原人民” 。又有“大批移民'沿秦军水道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促进合浦地区的发展和繁荣” 。

正是这大批大批谪徙及移民中的六国王族及其后人中的智者能人和其他中原来的高智商群体及商贾以其聪明才智及手段成其为合浦“最早的‘客民他们以粮食、土布、陶器廉价从珠民手中换来大量的合浦珍珠（南珠）而沿着“秦军水道”“走南流江，过桂门关，入北流江，接西江，进桂江，转漓江，过灵渠，进湘江” 向中原地带进行层层炒卖，以价值连城之收入换回大量丝绸等物又沿着“秦军水道”或改走“大廉山古道”“从湖南桂阳的‘横浦’南下广西经桂门关入玉林、博白，从大廉山入境的古道” 返抵合浦。

由于“中原移民”变成的“合浦客民”及其走熟了的水陆两大交通线“秦军水道”和“大廉山古道”的作用，可以熟人熟路地直通中原，转抵长安，当然不必冒险穿越琼州海峡转广州再绕大弯进京。同时也促使这个具有北上长安接陆上“丝绸之路”又南下北部湾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水陆交通要冲、秦时的“海疆第一繁庶之地”合浦成了民间水陆两路的对外贸易进出口主港口，这就是“商路繁于秦朝”的实际情况。“证据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合浦古汉墓群出土的文物” 。

三、官路通于西汉，最早始发合浦

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明确提出：“《汉书•地理志》的粤地条中记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航的时间是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平定岭南之时” 。台湾的合浦籍周胜皋教授亦指出“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再遣路博德、杨仆前往讨伐。路博德等军至合浦，南越九真、日南二郡使人至合浦迎降，元鼎六年路博德等平南越，置九郡……” ，还有“《汉书》正式记载的第一条远洋航线，始于公元前111年”，《汉书•地理志》中的这段记载，说明西汉时我国的商船和使臣己经能够航行到印度次大陆的南端”，而“在对外贸易上，番禺既不如合浦、徐闻，灭安阳王并东京湾西岸后，更不如交趾、九真。加以交趾、苍梧等地不断地发展，南越经济重心明显有西移之势”等史实，加上前面所述，“官路通于西汉”己不言而明。

说到此，官路通于公元前111年已可公认，然而“最早始发合浦”可能还有人认为证据不足。我认为中山大学的邓家倍教授说得好：“证据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合浦古汉墓群出土的文物。”邓教授在文章中作了详述“在己挖掘的400多座汉墓中，几乎每座都有种类繁多的舶'来品” 。“有用琥珀雕成的狮子，青蛙……”、“有大量琥拍、玛瑕、琉璃、水晶以及具有外国风格的玻璃器皿……” 。“一位研究亚洲文物的日本专家考证鉴定认为，上述出土文物不是中国的产品，应是印度、中亚或西亚的古代舶来品。”“在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等地出土大量中国汉代日用陶瓷器等。观察与分析其彩釉和胎质，与合浦古汉墓出土的我国中原产品一样” ……而合浦古汉墓群的规格、数量、地域、时间亦罕见地证实海上丝路最早始发合浦。

另外，合浦博物馆专门研究合浦古汉墓数十年的退休老专家陈瑞业老师以大量史实证明“合浦原有古墓在1万座以上” ，“主要集中在县城东郊……东西宽约五公里，南北长约十八公里” ，“合浦古墓群实际上以汉至南朝这段跨越八百多年历史时空的墓葬” ……

南朝末于公元589年而“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越州为禄州，后又再改称合浦郡” ，说明合浦古汉墓的墓主人最早葬于秦末汉初，反证了“商路繁于秦朝”。每墓出土数十件至数百件文物又每墓均有舶来品，说明合浦古汉墓的主人规格之高，与海上丝路渊源之深。上万座古汉墓集中葬于今文昌塔附近的“乾体海口” ，说明合浦这个“古乾体港”与墓主人的关系微妙。经研究，合浦古汉墓的墓主人们就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及先驱者。他们由六国后人，越之先人、被谪徙的皇亲国戚、藩王侯爷、朝廷命官、南来官佐、中原商贾、海外来客等8种人构成。

四、唐代东移广州，宋元北迁泉州、明代盛极而衰

由于“直到孙吴时，‘航海口岸仍多在合浦或交趾’ ”，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秦汉时代，充其量番禺只能充当东南沿海一带贸易之港口” ，更因为“西汉元鼎6年（前111 年）武帝平定南越，番禺被毁于一炬，至东汉建安22年（217 年）吴交州刺史步骘重建番禺城于广州这长达318年间，古代番禺之繁荣即告衰微” ，而且前面说过的唐代以前无法穿越琼州海峡及直航七洲洋的史实，广州无能成为海上丝路最早的始发港而直航东南亚。然而，“广州地区之再次兴起，要到汉末建安年间孙权经营交州、步骘重建广州城以后才逐渐恢复” ，并且“东汉末以后，由于日南象林郡被林邑国所据，其沿海一带即复昔日之安宁，由北部湾出航逐渐变得危险，加上深海航行事业日益发展，故南海向西远航多由珠江口直接南下。于是从六朝到隋唐，逐渐形成了‘广州通海夷道’，取代了汉代的交州日南航线” 。所以繁荣了近千年的，“海疆第一繁庶之地” 的合浦留下了上万座规格极高均有舶来品的“汉至南朝这段跨越八百多年历史时空”的合浦古汉墓群而衰落下去，这也是合浦古汉墓“至今隋唐至宋元墓葬尚未发现过，而秦及其以前的墓葬也未有发现” 的真实原因。

虽然“晋代以前，广州未能与外国直接通航” ，但“由吴晋至隋唐，广州大为兴盛，而以《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为标志”而“唐代从广州起航直到波斯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全长共14000海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这就是“唐代东移广州”。唐代广州的影响力可以宋人之言“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 来概括。

“北宋以来，广州、明州、泉州为我国三大贸易港，其中以广州对外贸易为最盛。到了南宋，由于泉州靠近当时的京城杭州，外来货物运往杭州较广州方便，这样就使泉州扶摇直上，到了宋末，泉州已凌驾广州之上，成为当时我国最重要的港口” [气这就是“宋元北迁泉州”。

“明永乐、宣德年间（1403—1435）,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先后七次扬帆西航，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兴盛的巅峰” ，但“却成为兴盛了千余年的中国海洋文明走向衰败之旅的标志” 。由于“15世纪前，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国走向世界之路；之后，却成了世界走向中国之路”，因此“郑和下西洋终成了千古绝唱” 。

综上所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确是探索早于西周，民路成于战国，商路繁于秦朝，官路通于西汉，最早始发合浦，唐代东移广州，宋元北迁泉州，明代盛极而衰的探索开通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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